溫柔詮釋暴力的深度!
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《蝴蝶》導演張作驥專訪


報導 / 毛雅芬

導演張作驥在一九九○年代後期是國際影展常勝軍,作品《忠仔》、《黑暗之光》、《美麗時光》不僅迭獲大獎,其締造的票房成績,在低迷的國片院線市場更屬罕見,所以能順利發掘、培植現今影視明星李康宜與范植偉。

二○○二年推出《美麗時光》之後,張作驥暌違影壇五年,終於○七年完成最新長片作品《蝴蝶》。

該片延續張作驥過往對底層生活的關注,沿襲其獨特的暴力美學,講述成長於南方澳的一哲,其祖父來自日本,母親是來自蘭嶼的原住民,身世恰為南方澳地方歷史的縮影。一哲父親年輕時與南方澳幫派結怨,拋家棄子回日本闖江湖,與家人關係並不親近;一哲弟弟阿仁與在地幫派亦有糾紛,導致一哲為其頂罪坐牢,出獄後回到故鄉,依舊陷入複雜的人際牽絆,關於自我身分認同,於是派生許多矛盾的情緒。

張作驥原初的創作構想相當宏大,既牽涉南方澳地方史,也納入魁儡戲表演等本土文化掌故,更試圖結合動畫效果,進一步發展、強化其於過往影片經常採用的「魔幻寫實」手法。可惜影片製作過程意外頻生,未能全然實現最初的規劃。

《蝴蝶》○七年底於金馬影展首映,○八年入圍台北電影節,期間並陸續受邀參與國際影展。過去五年飽經現實焠鍊、嘗盡創作之苦的張作驥亦隨即投入新片的籌備工作,預計啟動的計劃包括題獻給已故父親的〈爸,你好嗎?〉系列短片,以及長片《暑假作業之夏日的夢》,該片將以兒童角度探看繁複糾結的生活記憶,與光怪陸離的社會現實。

《蝴蝶》正式上映前夕,《放映週報》專訪張作驥,談該片構思與創作歷程,以及後續的影片拍攝計劃。


您過去的作品多聚焦凝視「現下」的台灣低層生活,《蝴蝶》卻從片頭字幕便開始訴說地方歷史,以南方澳歷史作為台灣史的縮影,日人與台灣原住民婚配所生的男主角一哲也是某部分台灣史(人)的隱喻,這是您製作此片的企圖之一?

張作驥:《蝴蝶》的故事背景最早設在旗津,可惜旗津的發展實在太觀光化了,教我失去了感覺。有天我看一本叫《再見南方澳》的書,一見封面就覺得:唉唷,這正是我喜歡的地方。才決定以南方澳的故事為藍本。當時還未多想日據歷史,後來在南方澳認識了「三剛鐵工廠文物館」館長,他講了一段日本歷史,我一聽覺得太棒了!

簡單地講,日本鎖國時期不讓所有人進出,但有個諸侯底下豢養許多大將,其中一位名叫西鄉隆盛,諸侯主故意讓他犯法、將他放逐,事實上要他充當間諜,駕漁船出海打探台灣附近的軍情。西鄉的船先到基隆,該地駐有清兵他不敢上岸,於是跑到南方澳,不巧遇上颱風,被迫上了岸,也為當地漁民所救。早期南方澳住的都是平埔族原住民,西鄉被救之後,在當地滯留一年,因為答應諸侯蒐集完軍情就要回去,便跟救命的漁民道再見,搭著漁船走了,走了才發現漁民的女兒懷了西鄉的骨肉。西鄉隆盛回到日本頗受諸侯賞識,媒合他與一位日本女子結婚,生下兒子西鄉菊次郎。甲午戰後台灣割讓給日本,西鄉菊次郎做了第一屆宜蘭縣長;他原來對南方澳沒有感覺,而且非常討厭原住民,覺得原住民狡詐,所以制定一項政策,把南方澳建成漁港,當地漢人留下,平埔族則往後山驅趕。民國七十二年,一位研究西鄉隆盛的日本學者提出質疑,說,沒有一個日本人的大兒子會取名菊「次」郎,其中一定有隱情。學者到台灣找當年營救西鄉隆盛的漁民,發現西鄉另有一個兒子,是跟台灣原住民所生,住在台東。他趕到台東沒有見到西鄉的大兒子,但是查到了戶籍資料,立刻拍電報回日本。這段歷史也被三剛鐵工廠文物館館長寫出來。

三剛原來是個鋼鐵廠。過去南方澳船運發達,也許是日本在亞洲投資、建設的第一個漁港,連帶地引擎、鋼鐵業也發達。當時的南方澳非常繁榮,妓女戶特別多。廖館長跟我講這段歷史的時候,我正在發展「秋刀魚的故事」,計劃拍攝基隆地區日本後裔的故事,我想,不如把兩個故事結合起來。但我不敢碰觸西鄉隆盛的歷史,所以象徵性地以一哲的爺爺替代他。

南方澳現在還住有日本人,他們隱姓埋名,不大願意曝光。過去全台日本人最多的地方不是金瓜石,是南方澳,有將近一千五百多戶,日本戰敗後,很多人都不撤走,他們喜歡這個地方。這就變成爺爺的背景。

影片與日本相關的篇幅本來長達一百五十八分鐘,非常充分;這部分對一哲爺爺的描述非常多,包括他的日本家庭。日據時代構建的南方澳港跟日本的伊豆港一模一樣;爺爺是倒數幾批來南方澳拍照、施工的日本工程人員,他喜歡南方澳所以留了下來。有天家鄉的鄰居女兒來,問他:聽說這地方是你們建的,跟伊豆好像;你為什麼不回去啊?你家旁邊的大樹還在啊!爺爺回答說:那裡是我的故鄉,這裡是我的家,我喜歡這裡。

《蝴蝶》攝製過程飽經波折,末期,新的合作單位希望我以合理片長講完這個故事,使我必須忍痛把所有關乎日本的脈絡切斷,我個人覺得非常可惜。○七年金馬影展首映前幾天,我想,作品是一輩子的事,決定還是把故事的歷史背景以字幕形式說明,雖然不是很好的補救方法,我自己也不喜歡這樣說故事,寧願透過戲劇方式呈現背景,但目前也只能先這樣做。

由歷史衍生的身分認同問題,片中的處理也很曖昧、複雜。一哲對日籍父親又愛又恨,最後甚至因為爸爸不肯說中文而殺了他;他到原住民母親的故鄉蘭嶼尋根,卻也沒有找到自己的歷史。請問您創作當時怎麼設想?

張作驥:有人說一哲是我的化身,代表外省第二代在台灣經驗的「無根」狀態;我覺得這有些過度解讀了。其實我從未進入我的電影,黑道、八家將都不是我的故事。

殺父那場戲,一哲是去找爸爸爭一個道理,一個不存在的道理,核心問題是:你為什麼離開我?種種疑惑背後的道理,其實是每個人都在追求自我,他的父親是如此,他自己也是。因為疼愛弟弟,一哲可以幫弟弟頂罪去坐三年牢,但那是他的決定,不是弟弟的決定,弟弟不一定滿意。以男性觀點來看,這類安排可以說是某種程度的自私,但他卻希望別人懂得。

有些人一輩子追求自由,事實上卻最不自由。電影裡,蝴蝶與魁儡是一組對照,指涉一哲、阿仁兩個兄弟:這兩人究竟誰是魁儡、誰是自由?阿仁覺得自己的生活一直被他人決定,是個魁儡,事實上他很自由;一哲覺得他是自由的,可以選擇為人承擔,事實上卻又不是如此。

去蘭嶼是因為稍早拍攝《美麗時光》去過蘭嶼。 

一哲到蘭嶼找自己的過程我希望不要處理得太做作,所以把他的自我追尋設計成「尋人」,沒有人知道他正在找自己,觀眾跟他一樣身在「尋找」或解謎的處境,到旅程末段才淡淡交代:我找的人就是我。沒有這句話,遊蘭嶼的過程沒有意義。

有篇評論說,我片中的母親角色永遠不在,我原來想在這部片子裡超越這個觀察,讓母親存在。劇本最早的設定,是一哲在蘭嶼遇見的、騎摩托車路經山洞,並停下來與一哲對話的原住民婦女便是一哲母親,後來此段落因故重拍,我還是做了修改,讓媽媽消失不見,回到我的「本性」。

《蝴蝶》可以說是「男人」的故事,但您卻以一哲女友阿佩的旁白來貫串整部影片,用女性聲音訴說男性的歷史;更有意思的是,片中的阿佩失去了聲音、不能說話,必須以文字記錄一哲。為什麼這麼處理?

張作驥:我本來希望旁白由一哲自己來講,後來發現由他來說,某些段落變得蠻「噁心」,所以做了修正。

設計上,阿佩是啞巴,但她不是配角。我講男人的故事,卻希望女人不要當配角,份量甚至可能超過男人,男人只是做了魁儡去表演而已。所以,一哲在蘭嶼咬了蛇之後說,「我媽不喜歡蛇」,阿佩卻接著以旁白說出:其實他也不喜歡蛇。她一直進到一哲心裡面。 

很多男人希望女人沉默,我於是在阿佩的旁白裡加進一句話:男人是喜歡女人安靜的。這句話要從女性的角度來講,表示:OK,我看穿你了,你只是希望我安靜而已。旁白呈現這個女人怎麼看這個男人、怎麼看南方澳這個地方。 

我一直希望從女性的角度訴說這個故事,用柔和的方式詮釋暴力的內容;觀眾眼裡看到血腥,但聽到的聲音內容不那麼血腥,就能中和視覺和聽覺的差距。影片結尾,一把刀慢慢從一哲身後退出來的時候,觀眾聽見一個溫柔的女生慢慢在說話,我喜歡追求這樣的落差。 

您的每部作品都談及黑道,也經常牽涉暴力與死亡的呈現,其中可能展現出男性極重道義或很英勇的特質,卻也不可避免導向主人翁的悲劇及死亡。為什麼喜歡處理黑道、暴力和悲劇這類主題?

張作驥:我最初希望在《蝴蝶》裡融入更多動畫,就因為想呈現暴力,非常非常極端的暴力。我覺得台灣充斥著潛在暴力,雖然每個人看來都很安全,砂石車卻隨時可能壓死人,每天都有母親哭泣,台灣就是這個樣子!

問題是,暴力的效果是什麼呢?一哲運用暴力手段殺了仇敵,有沒有感到喜悅?沒有,他做了暴力的事情卻沒有喜悅,純粹為了憤怒去做,若是如此,他是被激出來的,是環境逼迫他這樣子做。當然這樣處理暴力題材有點不負責任,比較為所欲為。

對我來說,暴力或黑道某種程度是我作品的商業賣點,也可能潛藏許多對社會的不滿,若要談其中具備的教育意義,也許是主角的下場都很慘,除了忠仔回到家庭、母親的懷抱,《黑暗之光》裡的范植偉、《美麗時光》的兩個主角最後都死了,一哲也死了。死蠻有趣,主角的死亡究竟造成什麼戲劇性的改變?在《蝴蝶》這個例子裡,礙於篇幅,許多南方澳的地域、歷史背景都犧牲掉了,也許更突顯出黑道、暴力和死亡的重量。 

《忠仔》裡頭有句經典台詞,說:我們這種人特別容易遇到倒楣事。底層、暴力、死亡等元素相加一起,似乎使您的故事人物多少變成環境的受害者、宿命的產物?

張作驥:我非常相信宿命,覺得在宿命的前提下,可以調節的只有人的心態。我們從出生就上了一班火車,這火車往懸崖開去,無論掉落懸崖的時間早晚,人終究要走;以懸崖作為人生的終點,這就是宿命。但是,火車遇站停止的時候,要下車逛逛還是留在火車上,便要看自己了。我想,重要的,還是去欣賞、參與途中的風景;能有悲觀的人生卻保有樂觀的心情,那是最好了,因為人生本來就是悲觀、不如意的,快樂都很短暫。

回到電影裡談,我作品裡的人生感覺特別宿命,也許因為題材暴力,且很中下階級;不能說底層人生格外宿命,但我關切他們怎麼求生存。生活不順利,過程中倒楣事一件接一件,人生很多時候就是這樣,所以不碰見壞事倒變成了好事。

《蝴蝶》的宿命氣質尤其嚴重。《黑暗之光》、《美麗時光》都在悲劇之後、結尾之前,運用「魔幻寫實」手法把人生的明亮處提點出來,《蝴蝶》則完全沒有,為什麼?

張作驥:也許因為過去五年我自己也經歷許多紛擾。比方我父親去世了;戲裡我讓一哲殺了父親,象徵意義上,或許是想告訴自己,是我害了父親。我父親生病的時候,我的經濟狀況最差。他一輩子不曾看懂我拍的電影,因為他是廣東人,客家話、台語都不懂;他跟我說,可不可以拍一部講國語的電影,我卻來不及在他生前完成。

其實黑幫電影也可以做得很有趣,完全不必談及宿命、非常有意思地結束,但拍攝《蝴蝶》遭遇很多困難,動畫沒能如預期做成,魁儡戲也沒有拍成,連有大量蝴蝶飛舞的畫面也拍不成;雖然我一路獨立製片,經常感覺累,也時有挫折感,但《蝴蝶》帶來的種種波折才真的差點把我打敗。這部電影很忠實地反映我這兩、三年的心理狀態,成為某個創作階段的句點,也可能代表階段性的結論。 

是不是已經開始準備後續的創作計劃? 

張作驥:下一部片將會非常不一樣,片名是「暑假作業之夏日的夢」,主角是八歲小朋友。

這個小朋友跟一般小朋友一樣。學期最後一天,老師在黑板上記下暑假作業,其中一個作業題目叫「夢」,他很緊張,因為他每天做夢但都記不得,所以他很努力向人請教。後來他的爺爺生病了,暑假期間,全家搬到石碇眷村照顧爺爺。爺爺是打過仗的人,家裡有長槍。爺爺跟他說,夢是一種感覺,會痛苦,有時可以選擇黑白畫面,有時候選擇別的,小朋友不相信。小孩另有個伯伯,剛從緬甸來台送瓦斯,談起緬甸軍政府就說:嘩!手榴彈會闖紅燈!還告訴孩子要多做壞事,壞事越多夢越精采……

劇本組織了我以前看過、聽過的東西,另外加入部分我小時候的經驗,內容有些迷幻,也帶有荒謬、恐怖的元素。 


本文轉載自 放映週報 第160期 20080606 http://www.funscreen.com.tw/  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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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作驥導演2008新片[蝴蝶]官方部落格 6/13 美麗重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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